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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悦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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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专注于海军史、甲午战争史和近代史研究,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碧血千秋》、《沉没的甲午》等,在《现代舰船》杂志辟有中国舰船史专栏。很高兴借助网易博客和各位朋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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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汝贵家信奇冤  

2009-10-24 11:04:46|  分类: 甲午年的人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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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汝贵家信奇冤

 

陈悦

 

   平壤之战后,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围绕盛军统领卫汝贵的劣迹谣传,其中影响最深,直到今天现代人提起来,虽然并不一定记得住当事人姓名,但对故事轮廓仍然有印象的,无疑是著名的卫汝贵家书一事。

 

   在民国初年编纂的清朝官史《清史稿》中,列传二百四十九卫汝贵条目下有这样一段记载,“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称卫汝贵率兵援朝时,妻子致信给他,告诫以不要当前敌,所以卫汝贵在平壤遇敌就逃。日军后来获得了这封书信,常常拿来告诫国人。

 

   统兵大将竟恪守妇诫,至国家大事于不顾,看来已经十分可恶。而这封书信竟然还被日本人拿去当作笑谈,更使中国人颜面无光。这段极端刺骨锥心的故事,成为甲午战争历史中最令人难忘的片断之一,也因此,时人和后人评论起卫汝贵来,大都切齿痛恨,认为其死有余辜。但是这封信的完整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则几乎没有人去细究。

 

   占领平壤之后,日军的确在城内抄获了大量清军将领的书信,并很快就在日本国内战时大量印行的特别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上刊出。这些书信由于在中国国内没有公布刊行,其内容对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极为神秘。笔者经过仔细翻检《日清战争实记》,乃至日本防卫厅收藏的甲午战争史料,平壤城日军缴获的清军将领书信,主要集中是叶志超、左宝贵两人的,卫汝贵的书信十分稀少。而且所有这些书信的内容,都没有能和卫汝贵家信故事发生联系的。

 

   在《日清战争实记》中,和卫汝贵家信故事几乎完全一致的一封书信,刊登在1894年9月19日发行的《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上,即平壤失守后第四天发行的日本刊物。就是一位年近六十的中国陆军将领,在朝鲜收到的妻子来信,信中将领的妇人也的确有“戒勿当前敌”的内容。不过,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并不是卫汝贵,而是直隶提督叶志超;收信时间、地点也不是大战临头的平壤城,而是东学党事变刚刚开始时,赴朝清军的驻地牙山。即,这是一份叶志超的夫人在丈夫赴朝不久后书写的家信,和卫汝贵没有丝毫关系。

 

   这封写于1894年7月18日的信,全文内容如下:

 

    军门大人座右:

 

   妻前月廿四日肃泐一函,因无邮船,初二日始寄去,刻下想已递到。初三日御珊之三侄、陈巡捕共至芦署,接奉手书两封,祗悉一是。因船来即开,故未泐复。上海沈大人送来火腿、洋点心等共八色,已饬李巡捕便船妥交,寄呈行辕,计已如数收到。

 

   璜儿前月廿八日于马封递来两函,拆阅后即包封递送牙山呈交,已嘱陈弁富升(粤)初六日由芦署带回;璜儿另函也于初八日交徐先生送呈,计时想均收到。今晨接奉初十日寄来之手示,知此前后所寄之信尚未递到,署内上下人等颇以为念,捧颂之余,实为歉仄。教匪(东学党)刻已肃清,俟与日本讲和,即撤兵内渡,闻此甚慰。如果和事说定,固属甚好,否则必动干戈。忆吾夫廿余岁从戎至今,每战必先,人所钦佩。此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总宜调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为祈。朝鲜天气过热,祈保重柱石之身,公余之暇仍需节劳。此后常有便船,如需食物等件,望即示知,照办备妥寄上。

三侄女于初四日赴榆,因火车未通,初七日始至关。陈妻在芦,健饭如常,大媳亦好,大孙读书颇知上进,现已开笔作文。二孙二孙女读书亦好,三孙吃得亦颇结实,阖署内外上下人等亦皆平安,均请放心勿念。

肃泐布复,敬请福安,预贺捷喜,伏惟垂鉴。

 

妻孙氏端肃、大媳暨儿女等侍笔

                                                   六月十六日灯下安禀[1]

 

    叶志超的夫人孙氏,是淮军大将、树军统领张树声(1824-1884,字振轩,曾任直隶、两广总督)的表妹。叶志超和孙氏的姻缘极为传奇,叶志超青年时代是安徽肥西团练首领解先亮的部将,行军作战时正如其“叶大呆子”的诨名,“每战勇冠其曹”,深受解先亮的赏识。一天,叶志超偶然遇到一位少女,“羡甚”,解先亮见状,告诉叶志超“汝战若再捷,吾为汝致此”。得到这一许诺,叶志超作战更为勇猛,解先亮兑现自己的承诺,找人抢回那个少女当叶志超的夫人。后来叶志超得知少女的表哥原来是另外一支团练的首领张树声,当时安徽的团练“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视为故常”,但叶志超生性胆大,“公然不惧”,只是回避与张树声往来。到了叶志超因军功,在淮军中渐渐出类拔萃之后,张树声也不念旧恶,“军门既通显,复为姻婭如初。”[2]

 

   张氏夫人的书信,通篇透露着对丈夫的关心,并没有什么不妥。其中“勿身先士卒”一句,容易受人诟病,但其实这句话有“总宜调遣得人”为前提,只不过是妻子知道丈夫早年作战勇猛,经常出生入死,担心此时年逾花甲,“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如果再做这种冲锋陷阵的举动,难免冒险,而告诫丈夫对这类事情应该挑选得力的人去负责而已。

 

   就是这么一封叶志超的夫人给丈夫的书信,竟然在甲午战争末期被人莫名其妙歪曲了信的内涵,甚而转嫁到卫汝贵头上,最后还煞有介事写入了正史,可谓是天大的冤枉。相反在日本方面,这封信并没有如同一些国人理解,作为清军将领守妇人之诫的笑话。最早刊载该信的《日清战争实记》,对这封信的解读,其实不过是“牙山败将叶志超的妻子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的手信”,寥寥数语而已,而且此后日本的各类史书绝少有提及这件史料的,在日本国内并不曾有所谓广为人知的宣传。

 

   “卫汝贵家信”谣言的诞生,和当时中国国内知识阶层的作风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是全国知识阶层的精神典范,社会舆论的鼓导者,他们或居于庙堂,或坐在书斋,任意评人论事。对例如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他们会不惜一切予以抨击,而不会扪心自问自己的批评是否真的有道理,很多时候,为了加强自己话语对舆论的影响力,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众口铄金,置人于死敌。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800万两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在清流、言官眼中,只要能达到打击对手的目的,可以任意编造。而且编造得越为离奇,在朝议中引起的轰动效应越大,对对手的打击也就越多。军机大臣看到这份弹劾,曾不无兴奋地评价为“语绝奇!”[3]

 

   置身前敌,真正领兵打仗的卫汝贵犹如一件殉葬品,倒在背后那些仅会口诛笔伐的言官们脚下。文章天下的言官们,会用纸笔记录下他们所理解的“真相”,而只会办洋务、办军事的办事者们,则会渐渐地被这些“真相”所改变面容,以扭曲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表面之上。



[1] 《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东京博文馆,1894年版,第98-99页。

[2] 刘体仁,《异辞录》,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7页。

[3] 《翁同龢日记》5,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7-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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