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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悦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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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专注于海军史、甲午战争史和近代史研究,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专业委员会委员,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碧血千秋》、《沉没的甲午》等,在《现代舰船》杂志辟有中国舰船史专栏。很高兴借助网易博客和各位朋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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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16) 中法重新言归于好  

2010-06-08 14:07: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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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

自认到闽不过半月,就创下“吓”退法舰伟功的张佩纶,顿时显得有些飘飘然。在给清流领袖李鸿藻的书信中,不无骄傲地称,如果20日晚上与法国军舰开战“定可胜”。想起福州将军穆图善不敢坐镇马尾,而是跑去了长门,张佩纶显得颇有点瞧不起穆图善。现在法国军舰在马尾没有占到便宜,而调动退往长门,张佩纶抱着一点看热闹的态度,“不知知名宿将正复如何?”

7月20日之后的情形,有些出乎张佩纶意料,法国军舰虽然开去2艘到长门炮台一带,紧接着仍然在往马江增调新的军舰,并不是被完全吓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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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禁止法国军舰进入马江,张佩纶于是想出了互相抗衡的主意,在当初以“扬武”等3艘军舰看住“窝尔达”的策略基础上,决定尽可能多调军舰,至少在数量上要与进入马江的法国军舰持平,进行一对一的看守。经何如璋四处电催,停泊在福建沿海的“福星”、“艺新”、“振威”炮舰开始陆续返回马江,驻在台湾帮助刘铭传运兵的“伏波”舰,在装运了部分铭军从台南前往基隆后,也得到命令返回船政厂前。“伏波”级改型的商船“琛航”、“永保”也于不久回到了船政。至于船政以往调拨各处的军舰,经张佩纶等反复奏请,只有与张佩纶共同出京的清流战友张之洞给予积极回应,广东水师将调用的船政军舰“济安”、“飞云”遣回船政,同时还由2舰顺路载运40枚水雷,襄助马江战守[《中法战争》续编2,第96页]。

7月21日,张佩纶想出了一个阻止法国军舰入口的新办法,电奏清廷,请求批准其封堵马江航道。22日收到奏请后,考虑到封堵航道会涉及有约各国的船舶进出,容易引起国际事件,军机处不敢擅做主张,将这一设想照会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听取意见。美国公使杨约翰回复称,中国在中法尚未开战,法国未对马江封锁的情况下,自行封锁航道,“则与条约不合”[《中法战争》续编2,第106页]。英国公使也对此表示反对,于是不了了之。

7月25日,到达马江的法国军舰越来越多,而且队列中还出现了李鸿章屡屡介绍威力惊人的兵器——杆雷艇,张佩纶已经深感大事不妙。一面接连上奏请求各处增派军舰外,张佩纶自力更生,想起了其他办法。出都之时,在威海卫见过鱼雷艇操演后,深受李鸿章影响的张佩纶也成了鱼雷/杆雷迷。比李鸿章更进一步的是,张佩纶决定开始自己创造杆雷艇,曾当过水雷学校校长,主张战时用蒸汽小船改造为杆雷艇的孤拔,如果知道此点,估计要引张佩纶为同道知己了。

张佩纶立即命令何如璋,由船政工厂赶造20具杆雷,同时撤下江上船政水师军舰携带的蒸汽舢板,并从省城福州等地,挑选坚固小火轮,一共改装出12艘杆雷艇。至于杆雷艇的操作人员,张佩纶命令署督标水师营参将傅德柯就近在马江上下招募,共征集150人,任命五品军功林庆平率10名可能是李鸿章借调的军官进行编列,组成一支杆雷艇队,终日在船政厂前的马江支流乌龙江中操演训练。对外则广为宣传,称这些杆雷艇或是刚刚购自德国,或是由北洋水师调来,以此对孤拔施疑兵之计。此外,张佩纶另调集绿营水师平海中、左、右营师船9艘,准备“乘风撞击”。还派遣在籍二等侍卫林培基,招募水勇341人,穿着便服,“作渔舟,伏河干”,以备战时采取奇策。闽安、馆头等马江沿江地带,还征集壮丁1840人,“互为声援”。

7月30日,中法上海谈判事实上破裂。对法国政府提出的巨额赔款,中方谈判代表曾国荃表示至多只能给予50万两银的抚恤金。8月1日,法国总理茹费理会见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进行激烈辩论,茹费理坚持要求中国支付赔款,否则“如中国拒绝,则毁闽船厂,占一地,何止值此?”侧面得获这一消息后,张佩纶忧心如焚,认为与其坐待法国军舰来攻,不如乘法军兵力还不算十分强大,而己方准备已经基本就位的绝佳时机,先行下手。

8月4日,张佩纶上折请战。对马江局势进行全面分析,指出法军3艘大型军舰都在马江口外,口内的军舰只比船政水师军舰多出2艘,如果法舰所有水兵“全队登陆”,则空留下的军舰可以用船政水师军舰加以攻击。如果法舰只派出半数水兵登陆,“则我以二千人敌其数百人,彼未必遂胜”,而且即使法军获胜,“深入数百里,我处处可以截后”。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马江正值潮汐小信,每天涨潮能供法舰出入的时间仅有1、2个小时,“犯军家之忌”。建议立刻先发制人。

针对张佩纶的奏请,清政府中枢意见不一,一直拖拉到8月12日才做出了回应,要求“著张佩纶加意谨慎,严密防守,并随时确探消息,力遏狡谋”。然而就在张佩纶上奏的第二天,法国军舰就已经在台湾基隆首开战火了。

最近的希望

1884年8月5日,法军攻打台湾基隆,首度向清政府进行真正的武力示威。当中国方面的战报尚未传到北京时,法国政府即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中国通告攻打基隆一事,称自己的行动是对清政府不顾法方最后通牒的警告,属于迫不得已。扬言清政府如果不想看到其他港口发生类似的事情,就必须立刻回到外交谈判中,认真对待法国就观音桥事件所提出的认错和赔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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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法国真的在东南开始挑衅,派往江南会办南洋事务、参与中法上海和谈的内阁学士陈宝琛,立刻致电清廷,请求就下一步对法策略做出指示。陈宝琛判断,法国进攻基隆后,没有立即对事前宣布将要下手的马尾采取行动,表明法国还存有外交解决的意思,中国应该重新评估对法策略。清流出身,事前积极主战的陈宝琛,见到法军在基隆真的下手,心理已经发生改变,不过奏稿中没有明确表露自己主和的意思,而是抛出一段摸棱两可的话来分析战、和的优劣。“事至今日,和亦悔,不和亦悔,理为势输,示弱四邻,效尤踵起,和之悔也。筹备未密,主战难坚,商局已售,船厂再毁,富强之基尽失,补牢之策安施?不和之悔也”,提议清政府应该就如何应对眼前局势,通令重臣详商,“速决至计”。

根据陈宝琛的奏请,8月10日,慈禧太后正式谕令各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以及大学士、六部九卿等中枢官员就和战大计发表自己的见解,对难以决断的外交问题进行集思广益的情形,与两次鸦片战争后海防大筹议的局面颇有一点相似。12日中午,军机处发出通知,召集众臣到内阁集中讨论,“政事堂塞满矣”,[ 《翁同龢日记》,1852。]小小的房子一下子来了太多的人,而供这些重大国策制定者们参考的谕旨、奏稿、照会仅有单份,很多人挤来挤去,根本无法看全重要的档案。尽管慈禧说出了“倘空言塞责,定即掷还”的严令,乱哄哄的讨论还是根本没有什么实质结果。平时居身京城,工于辞赋文章的官员们,本就对中法局势一头舞水,只是凭着天朝上国不容外人觊觎的天然自负,做出了等于空话的结论。讨论最后认为,如果法国人愿意对袭击基隆表示歉意,“尚可示以大度”,进行外交解决。如果法国人继续挑衅,那只有维持现状,预备作战。至于如何预备和法国人打仗,内阁大臣们的主意是“调兵筹饷,预备粮食”,还有编练团练,饬关外马队入关,严申军律等。完全是一派空谈。

已在马江边眼睁睁看着法国军舰纵横往来的张佩纶,得悉基隆事变后,急得五内俱焚。慈禧下令妥筹策略的当天,张佩纶即有电报到达北京,字里行间已经显得有些方寸大乱。显然是受基隆前例的影响,张佩纶担心法军很快就会对船政下手,表示想要采取军机处提出的坚壁清野策略,准备先搬空无险可守的船政船厂,但是船政附近没有多少空地,根本无法就地埋藏机器,如果要把机器全部搬迁往远离马尾的地方,需要耗费时日,张佩纶请求中枢尽量拖延与法国交涉的时间,以利备战。同时,张佩纶继续吁请将南洋水师的“开济”等新式巡洋舰南调,加强马江防御。“张幼樵连呼援,参南洋能援不援,请饬四快船速援。”[ 《翁同龢日记》,1853。]

对此,张佩纶随即得到了一道让他哭笑不得的谕旨,“本日奉旨:……电饬南洋拨船,曾国荃电报是难分拨。陈宝琛亦称拨船适足速变,并与曾国荃会电,有‘船小而少,适以饵敌’等语,系属实情,是以难强必行。着就现有水陆兵勇实力固守,闽俗剽悍可用,如招营缓不及事,先募健卒,参用昔谋,出奇制胜,张佩纶等胸有权略,迅即筹办……钦此。”[ 《李鸿章全集》电稿1,226-227。]

与中国政府忙于讨论基隆之战后应对之策的情况一样,当时法国政府也在忙得不可开交。异常巧合的是,就在慈禧谕旨,让中枢大臣会商方略的同一天,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也被局势逼得做出了一番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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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之战的结局对法国来说,其实有些尴尬。一击之下,中国政府并没有像纸老虎那样立刻让步。反而国外传起来的一些舆论,让法国人的面子很下不来台。在中国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出现了毫不客气的评论,认为法国人在基隆的战斗胜之不武,法国海军对基隆那样荒僻的港口发动攻击,而且还没有力量占领基隆,说明法国海军的实力不行,根本不敢面对中国防守严密的真正军港,只会做些偷鸡摸狗的小动作。法国国内,一些受不了茹费理内阁在处理越南、中国事务上婆婆妈妈的人,也公开提出批评意见,叫嚣大刀阔斧进攻中国,基隆之战后应该立刻攻打马尾。8月10日当天,茹费理面对国内的主战哄声做出正式答复,称对外政策必须经过议会表决才能定夺,因为议员都正在凡尔赛讨论修宪问题,所以必须耐心等待。

拖延到13日,法国国会议员们终于陆续返回巴黎。1884年8月14日,一项总额为3848万法郎,表面上旨在采取武力措施,逼迫中国认错赔钱的对华追加军费预算,在法国国会众院正式开场讨论。让茹费理感到有些懊丧的是,很少讨论殖民地问题的法国议会里,一些议员对远东事务显得缺乏兴趣,有开小差不参加的,也有跑到场外休息怠工的,众议院全部557个席位中,只有279人真正在场。不仅如此,对远东问题持关心态度的议员中,还有一小部分是闹哄哄的极左翼和极右翼,这些人在会上肆意高声呼喝,弄得议会里的场面多少有些混乱。回应这些议员对政府殖民政策的质疑,茹费理扯着嗓子,努力压过场内“宪法何在?”“何以开大炮?”的叫喊声,陈述自己的政见,表示增加对华军费并不意味着必然发动战争,“战争似迫在眉睫,和平可能即将缔结。”

纷乱的局面在众议院延续到8月15日,面对少数极端派喋喋不休的争论,议会甚至被迫临时增加了一场对政府信任案的表决,茹费理内阁获得170票对50票的信任投票,总算暂时堵上了反对派的嘴巴。此后继续的对华军费预算表决,以218支持对47票反对通过。8月16日,对华军费案转到法国议会参议院进行表决,情形相对众院顺利了许多,不过参议院成片的空闲座椅,让茹费理的心情好不起来,当天竟然有250多名或是嫌政府不够心狠手辣,或是认为不应该采取殖民行动的议员缺席,虽然议案以193票支持对1票反对获得通过,茹费理事后还是感慨,“多数派阵容原本结实,甚忠于其领袖,然而昨日表现可怜。”此后,法国议会进入例行的休假时期,忙于休假的议员干脆对茹费理内阁暂时放任不管,授予其自由处置中国事务的权力。

获得参众两院支持后,茹费理接下去的举动,实际并不像以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说的那般穷兵黩武,茹费理本人也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像是战争狂人的迹象。事实上,议会投票结束后的当晚,茹费理在给爱妻的家信里,完全表露了自己的真正心迹,“如此(追加军费)方能影响北京,或可因此获致和平。”茹费理增加军费预算的举动,实际依然是为了在外交谈判中加码,对中国施压,意图通过外交方式尽快了结纠纷。已经在越南占了大便宜的法国政府,还是想赶紧结束和中国的恩怨,回避进行劳民伤财的全面战争,以尽快巩固胜利果实。

军费案获得通过后,法国政府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继观音桥事变后的7月6日、以及上海谈判中的7月23日两次最后通牒后,再度指令驻华公使谢满禄在8月19日,向总理衙门递交茹费理内阁的新版最后通牒。法国政府向中国提交的这份第三次最后通牒,首先将法国议会已经通过军费预算的情况告诉清政府,加以恫吓,继而表示对华就观音桥事件的索赔可以降至80亿法郎。最后通牒的有效时间设定为48小时,如果中国在此期间不接受该方案,法国公使就会立刻撤旗回国,与中国断交,海军将领孤拔将会采取各种必要的行动,“以为法国政府确保其有权获得的赔偿”。

很少有人注意的是,在充满强硬之词的最后通牒背后,却还有另外一片天地。

被议会赋予自由处置中国事务权力的茹费理,显然想要在议会结束休假之前,利用这段不受主战、主和各派干扰的时间,做出一番外交成就来。正在上海面对陷入僵局的和谈不抱信心的法国特使巴德诺,19日当天突然接到茹费理的指令,告知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中枢似乎已经作出主战主张,很有可能拒绝这次最后通牒,但如果中国方面哪怕有一点点态度上的松动,应立即汇报茹费理。

更为蹊跷的事情接踵而来。8月19日入夜,一个神秘的法国人敲开了中国驻法公使馆的大门,曾在天津与李鸿章签订李福合约,差一点结束了中法争执状态,又因为签约太不仔细,糊里糊涂酿成观音桥事件的茹费理好友福禄诺深夜造访,顿时让驻法公使李凤苞感觉摸不到头脑。一阵寒暄过后,福禄诺紧接着讲出的话,令李凤苞大喜过望。福禄诺开门见山地称,自己这次出现,实际背负了茹费理的一件重托,茹费理想要通过其向中方透露法国最后通牒之下自己的真正底牌。即只要中国答应支付观音桥死亡法国官兵的抚恤费50万两银,法国就可以立刻派在上海谈判的巴德诺特使前往天津改谈中法通商条约,如果中国在通商条约中对法国做出优惠让步,法国将放弃最后通牒里提出的80亿法郎的索赔。鉴于50万两抚恤银的赔款数额,原本就是上海谈判时中方代表曾国荃曾经提出来过的,茹费理无疑是给出了一个他认为中国政府完全能够接受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促成中法和平的急迫之情可以想见。

按照茹费理的设想,中方如果答应支付50万两抚恤银,在华谈判的特使巴德诺必然会以中方态度松动向茹费理作出汇报,如此,茹费理就能顺水推舟宣布撤销或无限延长最后通牒,从而转向外交解决之途,最后用通商条约中的经济利益,来堵住议会里主战派的嘴巴。

对这一这幅美好的图景,李凤苞完全心领神会,送走福禄诺后不久,赶忙起草报告,翻译成电报码,送往电报局急电北洋大臣李鸿章,告诉这一重大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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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的矛盾,似乎在这一夜间已经被巴黎暖意融融的空气化解,和平之神的橄榄枝又在中法两国上空挥舞。可是满心欢喜送走电报的李凤苞,此时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下一步事态将会发展成如何荒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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